平博体育- 平博体育官方网站- APP下载刘海方 非洲式现代化与中非合作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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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各国大量诉诸传统的自助自救自保行为——关闭边境、断航、撤侨、争抢与截留防疫物资，并禁止粮食出口、进行疫苗战略储备等，一时间有识之士纷纷慨叹人类后退到了“去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境地。此后，地区热点冲突不断，大型如 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苏丹两派军阀持续至今的内战以及 2023 年 10 月再次成为全球热点的以巴（哈）冲突。各国对于俄乌冲突和以哈冲突的看法千差万别，欧美大国对乌克兰和以色列持顽固支持态度、并不断施加压力和影响给其他中小国家，联合国大会、海牙国际法庭等平台上，地区热点矛盾又进一步撕裂了全球，东方还是西方的意识形态选边站队再次成为小国必须面对的现实。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教授在 2024 年初发文认为，全球已经形成了新的“三个世界”，即全球西方、东方和南方，三者纷争角力、共同塑造着新的全球秩序——对于西方最糟糕的情形就是东方（中国和俄罗斯）成功获得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度支持合作，导致西方影响力日益倾颓和被边缘化。早在 2011 年，伊肯伯里就发文表达了对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可能随“非西方国家崛起”而终结的担忧，只不过时至今日焦虑更加真实切近。稍早于该教授贩售关于美国影响不再的“后自由世界秩序”焦虑，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其 2008 年发表的名著《共同财富》中，开篇就阐明，20 世纪见证了欧洲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时代的终结，“21世纪将会见证美国主导全球政治经济时代的终结”；同时，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在内的新生力量会逐渐强大，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影响力。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学者都像萨克斯教授这样开明地拥抱变动的世界秩序，并接受新兴经济体共同分担责任。类似于伊肯伯里文章中的东方、西方、南方的全球分野叙事一样，很多人仍然抱持“冷战思维”式的意识形态，对美国不再独霸天下忧心忡忡，强化敌我阵营的差异、竞争博弈甚至斗争，一方面自觉不自觉地美化和夸张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主导建构的“自由世界秩序”，但避而不谈其背后建立过程中的野蛮和血腥杀戮；另一方面简单粗暴地把东方认定为“民主”“自由”的对立面，却并不再对二者进行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内涵梳理和实证分析，而简单将其等同于西方国家正在执行的制度及其国际目标。然而，仅就 2003 年以保卫民主自由为名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例，其对于这个国家和民众的摧残蹂躏和长期破坏性影响 20 年后仍罪恶昭彰！新一轮鼓噪“自由”与“专制”对立的新冷战话语已如箭在弦，正如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爱德华·威尔逊教授感慨，当今世界的特征是“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信仰和神力相当的技术——这三者异乎寻常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全球地缘政治又一次陷入如此糟糕的、极化的意识形态分野的当下，求同存异、寻找全球共同价值和共同未来的任务迫在眉睫。不管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新一轮全球的动荡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归因于新冠疫情和此后重大地区热点冲突问题对各国经济的持续影响和拖累，而重建疫后经济、聚焦发展理当成为全球各国的共识。人类在这个阶段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急迫需要破除“自由主义”的西方与“专制主义的东方”的二元对立迷思，因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鼓吹纯粹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经由西方援助国和国际金融体制强硬加诸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迄今不但没有有效解决其发展问题，而且 20 世纪晚期已经显示出在扼杀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能动性和政府治理能力方面的恶劣影响。如萨克斯教授早在十多年所言，面对“保护环境、稳定世界人口、缩小贫富差距和消除赤贫”等急迫的可持续发展任务，“全球合作必须走上历史舞台”，而“那种势均力敌的国家间相互争夺市场、权力和资源的思维模式终将被历史淘汰”。

　　总之，在新一轮地缘政治巨变和竞争中，自由主义再一次被西方政客祭起，作为与“全球东方”竞争的意识形态大旗，不断以僵化的旧意识形态思维强化各国的竞争和“自由市场”万灵。萨克斯教授早就急迫呼吁，人类社会当下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是“共同的命运需要新形全球合作”，因为全球问题不能留给“没有保障的市场力量和各个国家之间没有节制的政治经济竞争去解决”。实际上，更早期的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 1944 年的经典名著《大转型》中，就深刻分析了现代市场制度发端的欧洲，在完成工业化大转型的过程中，实际上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是与市场经济确立同时发生的，也即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市场经济必须携手并肩，不能够拆分成彼此，两者共同构成人类发明的市场社会的组成部分，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不可能达成的乌托邦，这是因为自由市场一旦脱嵌（disembedding）其孕育和运作的国家与社会，就会表现出毁灭人类社会的倾向，人（劳动力）和土地（代表全部的自然环境）一旦被商品化，就会导致这两者的毁灭。在诊断 80 年代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受挫时，新自由主义者简单将其归因为政府和政客，有其明显不足之处，市场的扩张与国家政策必定是“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的，经济必须重新回归国家嵌含（re-embedding）的位置。

　　2023 年，非盟成为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另有两个非洲国家（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加入扩容的金砖国家组织，显示出非洲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按照联合国预测，2050 年的非洲人口将翻一番，达到全世界人口的 30%以上，而 21 世纪末则再翻一倍，左右人类未来的巨大人口优势加上蕴含新经济所需要的 30% 以上的关键矿产，以及其他丰富的自然资源，都使占联合国 54 个成员国席位、多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经济体的非洲成为全球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力量板块，也是世界各传统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纷纷以举办对非合作峰会、发动“追求”攻势的原因所在。当然，非洲无疑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内部政治争端甚至战争冲突、贫困与不安全交织，以及日益恶化的气候变化压力等，而尚且缺乏足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限制了以上所有挑战的应对和化解能力。因此，平衡环境保护需求的同时，独立自主地走上一条适合非洲自身需求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来破解安全发展关联的困局、释放潜能、获得包容性可持续增长，依然是绝大多数非洲人共同的需求与渴望。

　　曾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掌门人、长期致力于非洲自主发展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卡洛斯教授，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非洲学者之一，他对于非洲当下实现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前景颇为积极乐观。卡洛斯教授强调非洲进行“转型发展”的必要性，他借《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其工业化》一书的研究发现指出，韩国 20 世纪中期以后经历的工业化与前现代已经存在的制造业生产方式截然不同，对于非洲发展的启发意义在于，如果想摆脱低收入、低生产力的贫困陷阱，非洲国家不能够简单追求GDP指标，而必须有意识地量身定制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政策，同时需要建设其成熟的市场制度以及积极的社会保护——即提供对生态环境和人进行足够相应止损影响的制度，作为“发展型国家”来实现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

　　经历新冠疫情，非洲发展反而表现出强劲的韧性，之前已经明显的城市化趋势在加快，而因疫情和地区冲突引发全球供应链断裂而刺激的非洲自我生产防护品和其他生活物资的需求催生了制造加工业的明显推进，经济结构因而出现多元化和自发追求转型发展的积极信号，传统上制约非洲发展的地缘政治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限制影响在变小；而新冠疫情刺激了通信新技术快速推广和全面应用于经济社会生活，非洲也显然在多元化、广泛化地快速吸收新技术带来的跳跃式发展红利，南非甚至已发布了非洲首个 5.5G 网络；另外，疫情期间，非洲自贸区、即统一大市场的启动，使各国内部贸易得以快速提升，同时也形成对域外市场的足够吸引力，成为非洲从边缘转而进入全球贸易主流位置的特别机遇。

　　非洲是被动裹挟进入西方扩张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并由此开启其难以自主命运的扭曲现代化历程的。几百年殖民统治遗留给非洲国家沉重的负面资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表现明显，独立半个世纪以来还在艰难地克服过程中，最复杂的就是大多数国家的政权结构系由殖民政府移交而来，而西方一直利用援助直接间接地要求其与西方在政治经济上面的深度绑定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强推的私有化则雪上加霜，使得尚未强壮的非洲国家再受重创，主权严重削弱、政府功能被迫急剧收缩，社会动荡、经济不景气。

　　长期被捆绑在北方国家国际经济和政治战车上的非洲国家，究竟如何实现新一阶段的转型发展呢？卡洛斯指出，非洲需要大量的外来投资，疲软的北方国家本身自顾不暇，而非洲正在全方位吸引以中国、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多的投资，这意味着南南合作将替代传统上非洲国家主要倚重的发达国家的援助和投资，成为推动非洲转型发展的最重要外部力量。新的亚非耦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能否保证非洲不再像之前与欧洲那样形成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而是形成更加互利互惠的互补共生关系，且不再以牺牲未来代际可用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呢？面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进入非洲市场投资的趋势，确实有很多非洲观察家陷入以上争论，到底是要环境还是要发展？如果不能够避免环境和人的被剥削，非洲还要不要“以发展为名”与新兴市场国家合作，重复落入之前与欧洲依赖船坚炮利的实力政治逻辑形成的霸权关系呢？ 这样的纠结，显然是由于大多数非洲人在前面数百年被裹挟进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洪流中未能受益、因而对外来者怀有深入骨髓的不信任，是民族几百年的苦难历史使然。

　　根据波兰尼提出的深刻的现代资本主义学说，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政治较量一直在持续进行，而国家作为矫正和平衡力量、确保实现社会稳定和人的潜能发展，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充分释放和使用市场力量的题中应有之义。卡洛斯教授认为，这对于当下思考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非此即彼地选择新自由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是浅薄可笑的，问题不在于是国家干预还是市场更有效力——非洲今天的现实是，如果不能容忍“让人和环境被动地、无知无觉地为市场体制付出代价，甚至对于市场给人和环境造成的破坏性作用熟视无睹”，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就理所应当地强化国家的功能、保护必然为市场付出代价的人和环境。这意味着，非洲新时期的急迫任务是转型发展、完成向现代更高生产力迈进且保护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而且必然是携手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全球南方伙伴，在广泛交流和相互切磋中，学习如何共同发展，既医治沉疴、打破几百年与西方形成的结构性困境，又要重建殖民帝国主义打断自主的生态系统，最终实现自主的可持续性发展。

　　很多国内学人都敏锐地觉察到，似乎俄乌冲突和阿以冲突白热化发展以来，“全球南方国家”突然成为全球爆款热词，仿佛一夜走红一般。确实，与以往大国强国主导的国际舞台惯常曲目不同，人们突然注意到了南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于国际热点问题给出了非常有分量的立场表态，特别是有关处理殖民者强加的边界问题上的非洲智慧——不是诉诸战争而是在帝国的灰烬上以和平的方式塑造出新的复兴。为了种种外交和经济的考量，域外大国纷纷增加了对南方国家的外交攻势——最昭彰的例证当数战事犹酣中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推进对非合作上面都很积极进取，2023 年 7 月，俄罗斯盛大召集第二届俄非峰会，西非萨赫勒国家政变上台的将军们也赫然在受邀参加者行列；而乌克兰仅仅在 2024 年 4 月间，就连续在加纳、刚果（金）、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卢旺达 6 个非洲国家开馆，速度可算是开国际先河。

　　然而，“全球南方”绝不是一个因为大国竞争而新近制造出来的词汇。2000 年南非总统姆贝基接待到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并达成《比勒陀利亚宣言》中，双方倡导“交流互鉴，共同应对快速推进的全球化对南方国家造成的可能损害”；“南方国家”一词此际也被多次用于姆贝基的其他公开讲话。实际上，更早之前，面对南北差距拉大的现实，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 1987 年在津巴布韦召开的不结盟会议上领衔成立了“南方委员会”（The South Commission），致力于研究南方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这些事实说明，“全球南方”不是北方大国竞夺背景下偶然给予的方便标签，南方国家很早就形成了南方的共同身份和国际团结传统——这种认同——从非洲视角看，可以追溯到泛非主义的思想先驱、非洲裔美国学者杜波依斯，1905 年日俄战争后他“发现”了第一次打败白种人的亚洲人、从而获得了莫大的希望和鼓舞，兴奋激动地在其作品中写下了“黄皮肤的民族已经觉醒，棕色黑色皮肤的民族要跟上”的名句；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出于对自身命运的共同关切和独立自主、不接受外来干涉的共同价值目标追求，亚非国家自万隆会议以来形成了坚实的南方国家的认同。南方国家的核心关键问题与北方国家大相径庭，仍然是普遍亟待解决的提高生产力水平、实现人民现代生活水平的改善，因而理解其群体性崛起必须引入南方本身的视角，理解其关切和自我设计的发展议程，更将其本身作为核心行为体纳入分析框架，而不是仅仅在大国竞争的视角下将南方视作被动和消极的接受者、只能单纯被动地在大国竞夺的游戏中选边站队。毕竟，随着华盛顿共识日渐失去其吸引力，南方国家逐渐意识到，市场本身不会带来发展，非洲和欧洲的经历都是如此；单纯拥抱市场信条不仅没有带来发展，而且普遍经历了全球市场价格动荡的折磨和贫富差距拉大深度撕裂社会的痛苦。更何况，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时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 2023 年演讲中提出了美国新经济政策，即倡导以国家介入为主旨的产业政策、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建立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即所谓“新华盛顿共识”。

　　国内常规关于全球南方国家之欠发展的研究，仍然大大受制于主导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框架，尽管国际学术界自上世纪末已经对此开展了广泛反思批判，惯常的做法仍然是拿经济学教科书上或者现实中北方发达国家现状为基础设计的一套标准和尺度，衡量南方国家各方面的表现，简单得出其不发展是内部原因使然的结论，对非洲发展问题的研究尤其如此，既缺乏对非洲本身历史纵深的视角，更缺乏对其被动纳入欧洲扩张和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互动体系以来所经历的扭曲发展历程的结构性分析，是“将高度工业化社会的运行原则抬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并将其配成药方开给仍然处在农耕阶段的社会的做法，应该加以批判！这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做法背后，隐藏着非洲人“落后”的认知，源于西方用以合法化其殖民行为的“科学种族主义”学说中将非洲人视为人类“活化石”、以对人类社会进行阶序和等级排序的逻辑；独立以来，这些旧有观念虽在国际哲学和法理层面被批判和谴责，但实际上曾广泛参与到殖民帝国统治过程之中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人类学等，再次积极参与了独立以来的国际发展援助活动，从而成为进一步固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等级差序的认知建构运动，“发达”与“发展中”的阶序深刻默化到政商精英甚至学者的深层认识中，成为针对非洲和其他非白种人隐而不显的认知基础。

　　时至今日，一方面向来被视为样板的发达国家正在我们眼前失去其榜样的魅力：比如欧洲国家经济不景气的同时，大量财政还在投入到乌克兰战场上，引发大量民怨，以致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党的支持率急剧下滑并在 2024 年 7 月初的大选中溃不成军；政治上欧洲大国如荷兰和德国，都出现了反对外来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党一路狂飙进入议会，甚至大有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位置的险象；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体制自从 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强硬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治理，在发展中国家显示出诸多弊端和局限：自由市场没有带来增长和民众期待的工作，多个国家仍然困惑于 IMF 给其制定的“加征税收来稳定宏观经济”的药方所带来的强烈社会反弹，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以来的急速物价飞涨，不堪重负的民众由是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经济反抗，如 2024 年 6—7 月间肯尼亚的“00 后”的街头抗税行动；坦桑尼亚工会、尼日利亚工会同期也都组织了类似行动，都因为物价飞涨和生活成本骤增而触发民怨。

　　21世纪初已经出现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崛起趋势，到新冠疫情拉开序幕的21世纪第三个十年显然呈现加速态势：尼日尔 2023 年政变以来，军政权先后驱逐长期维持“父子关系”的法国以及 9·11 以来以反恐为名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驻军，并与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组建了类似于邦联性质的萨赫勒联盟，以联手自主打击势力——民族独立运动以来仍然在政治经济上长期与西方维持的新殖民主义控制关系，出人意料地在世界大变局下从并不强大的西非三国断裂，多米诺骨牌效应之下，长期与两大西方国家合作密切的乍得、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也相继对美、法驻军发出了逐客令，甚至联合国维和部队在一些国家也被要求撤离，整个非洲大陆俨然涌动着“第二次独立革命”的浪潮。其他国家虽然没有如此决绝地断然宣布与西方斩断以往的不公正关系，但因为后者在国际舞台上自私自利的表现（比如美国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和退群行为、抗疫时期的“疫苗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在俄乌冲突事件上施压要求选边站队，或者以非洲机会增长法案为工具“惩罚”不追随美国意志的行为），也表现出了诸多“弱者的反抗”之举，比如面对美国要求的俄乌冲突和以哈战争时候选边站队时，宣称“不结盟”的立场。

　　显然，这是一个旧秩序行将谢幕、新秩序尚未诞生的群魔乱舞时刻，是自从 19 世纪末渗透到社会、也渗透到科学骨髓里的“白人优越”“欧洲特殊论”“美国优越论”等魅惑终于要一一走下神坛的时刻，是西方发达国家逐渐褪去了其作为全球发展样板的光辉的时刻。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是时候该建立新的基于南方国家自身的历史轨迹的理解和评判依据、来观察和解释这些南方伙伴国家的时刻了；解放被重重西方中心论的有色眼镜囚禁的对南方国家的研究，也能够解放中国学人自身，特别是研究殖民过程形成的结构性限定如何成为影响南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起始条件——这些限定条件何以直至今日仍然制约南方实现自身的发展潜力，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如何更好与之开展双赢的合作，也是中国得以反观自身的有益参照，因为中国学人同样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同样“要打破中国中心主义”，在思想和认识论上与南方国家一起从更加宏阔的时空下审视现代化的缘起与扩散、并走向更完美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

　　一般认为，1987 年联合国发表布伦特兰报告，标志着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开始，此后至今 40 多年来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之一。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的出现可追溯到更久之前，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使用的语境和目的也有所差异，随着人类认知过程的丰富而经历了发展变迁，但是并没有发展出一个涵盖一切且广为接受的概念。此前关于可持续性的研究和报告，更多的是聚焦环境保护，比如保护空气，没有把人的活动纳入其中，直到联合国布伦特兰报告中，清晰列举出了全球化的各种问题，认为全球化导致了消费主义——跨国公司一直在向世界各地扩张、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虽然随着自由贸易和更多投资的流入，很多贫穷国家的人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随着当地人被拉进资本榨取劳动力剩余价值的过程，本土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社会关系也都随之动荡，可持续性的概念应运而生，以应对社会和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性压力。

　　布伦特兰报告提出了环境本身的变化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不可分割性，为解决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提出了更深入的思考，“三个 e［即经济（economy）、环境（environment）和公正（equity）］”不能够拆分的解决思路，特别强调在经济增长和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提升社会公正性的重要性：第一个 e 指的就是经济发展，具体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包容性经济发展，比如在非洲农村地区，更多是指更容易获得等项目，二是追求绿色经济发展，主要指在发达国家，比如大型国际公司如何做出更加可持续性的投资和经营行为，促进社区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持续发展的指向和内涵与在发达国家完全不同，因此有人提出，不管在哪种类型的国家，经济领域应该都围绕着三个“p”，即人（people）、地球（planet）和利润（profit）三方面，意即商业界在获得利润的同时，应该更好地限制他们可能对环境带来的影响，同时能够提升消费者和这个社区为其工作的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

　　可持续发展行动的一个挑战，是确保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不带来新的不可持续状况——有些发展项目确实起到了这种反向的作用，比如被广泛批评的用经济作物来替代维生农业的做法，结果使得这个地区的人口陷入对外来粮食和全球化市场的依赖；同样，发展水资源的时候，也经常用短视的方法解决水短缺问题，长远来看却制造了治水困境。类似这样的项目，在很多的非洲国家发生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发达国家以“可持续发展”和“解决问题”为名而不断进行外来干预，常常会被当地人等同于之前的殖民主义行为，因为当初在非洲开始热带种植等殖民活动时，也使用了类似的促进当地发展的说辞。更容易获得认可的可持续性项目，仍然是使用当地的知识和智慧来解决本土的问题。

　　自从布伦特兰报告发表以来，可持续性的操作实践实际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发展中国家，一条是在西方世界，各自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形成，专注的主题各有不同。在西方，这种可持续性主要聚焦在减少有害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主要是由消费主义的社会所带来的，所以可持续性不是关于保障支持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更多是关于怎么样去限制过度消费造成有害影响，其主要相关的事情是回收、能源有效性、绿色建筑、电动车和公共交通、有机的本地食物，以及商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规划、绿色经济发展等方面，也有一系列减少不可持续性消费主义文化的举措。有必要指出，在西方这些可持续性活动都是选择性的，并不强制彻底改变消费主义文化，而经常只是社会中某些热心公益的人，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来提醒大多数人关注其消费的可持续性，政府虽然也承担一些责任，比如在社区种树、改善水质量，但更多实际工作是由一些个人的志愿行为来完成的。总之，发达国家的可持续性努力常被评判为“冲浪式可持续性”（surfingsustainability），如同“在很大的伤口上用一块小绑带来止血”，不是根本性的社会变革，限制不了消费主义这种长期性根本原因。

　　相对照的，在发展中国家，可持续性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需，因为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存在根本挑战，包括最基本的水、能源、食物等物质，而且虽然二氧化碳排放远少于发达国家却比后者更容易受到旱灾、虫灾、灾民和冲突的影响，而且在天灾人祸面前都更加脆弱。这种南方国家可持续性问题的根源，通常又是因为在全球化过程当中的经济发展失速和没能抵御和平衡开发资源行为过程中引发的负面效应，即直接影响当地人寿命、公共健康、水资源获取和更有营养的食物，以及更艰难的建设安全社区和家园等一系列挑战。可持续性在这些地方经常被叫作痛苦的可持续性 ，毋宁说是“不可持续性”，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萨克斯教授所言，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迫切需要更多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又比发达国家承受着更严重的“不可持续性”挑战。简言之，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是改善限制人发展的条件，其达成既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又限于本身的知识、资源和力量而依赖跨国公司投资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发展援助项目——这些往往在全球化过程中鱼龙混杂，成为当下“不可持续性”问题的根源。

　　联合国确立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试图帮助整个世界弥合可持续性这个词不同含义的歧义，同时提升全球共同的可持续性，特别是使全球公众都能认识到虽然存在着南北差异、但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又存在共同和连带的责任。巴黎俱乐部也经常给南方国家提供一些可持续性项目帮助解决其发展挑战，特别是通过技术使用等手段。一方面，穷国富国合作解决这些不可持续性挑战的行动越来越多了；另一方面，富国经常被认为是从自我利益角度来实施合作项目，目标是对贫穷国家施加影响。随着 21 世纪初以来各国民粹主义潮流汹涌，特别是美国、英国、巴西、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表现，很多南方国家担心新时期里西方国家会倾向于更具剥削性，对南方国家本来艰难的发展问题造成雪上加霜的打击。比如 2019年在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断然取消了削减煤炭使用的计划，这意味着该地区小国都将直接遭受更多气候变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大规模使用煤炭的国家，澳大利亚无疑是这个地区的全球大气的主要破坏者。

　　因此，在全球南方国家，当地人普遍对外来者心怀芥蒂——不管是投资者还是做发展项目的，因为之前破坏性的殖民开发造成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比如早期在热带的地区种植可可、香蕉和棕榈油，曾经也打着给当地人改善生活和经济发展机会的旗号，但实际上只是让极少数人受益，更多的财富都被源源不断地运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批判也指向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指责其行为方式无异于西方大国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因为直接参与了让当地人受损的重大发展项目，而当地人却鲜少从其借贷中直接受益。这促使其转变其发展干预方式，转向更多关注当地人的需求和社区整体发展；一些大型慈善机构，如盖茨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也在帮助消除热带疾病、艾滋病等全球性挑战，当然当地人还有很多不信任，如对盖茨基金会的怀疑从而导致对新冠疫苗的排斥。

　　总之，从传统上纯粹聚焦环境问题、以改变法律和商业行为来治理污染的运动，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更加整体性、更加广泛并涉及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共同行动的概念。因此，对于当今全球面对的极其特殊、复杂且相互交织的多重危机的解决，可持续性仍然是相当有力量的概念，在环境、社会公正和经济三个方面相互协调同行动、促进发展和更加健康正面的国际合作。联合国通过设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出了中间立场，主要的目的就是提升更加全球化的可持续性日程，不仅帮助发展中国家，也能限制西方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影响。这是更加整体观的可持续发展行动，以应对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为弧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了之前在千年发展目标（MDGs）中没有完全涵盖的领域，比如能源、气候变化，也均衡地反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在达成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相互关联性。当然，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存在缺点，比如忽略了很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冲突，对水、能源和粮食之间的关联性重视不够。与千年发展目标另一个不同点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针对的是所有的国家，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不管是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也呼吁政府非政府组织、私有私营部门共同探索创新性的方法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力图“一个都不落下”。

　　2015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布前后，诸多学者智库受邀系统评价和反思了非洲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阶段所取得的进展，都对非洲经济增速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广泛认可非洲能动性（African Agency），也同时指出贫穷和大规模失业还保持在警戒线高位。从对可持续发展进行的重要反思中，国家能力建设是不断出现的主题，包括必需的制度化、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能力、企业和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参与，传统本土知识体系也被作为重要方面而纳入了对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洲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特别突出话语和政策宣誓的重要性，力图加大社会传播、教育和动员，以提升民众认知和参与的积极性。

　　然而，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压力非常大，主要是受到气候变化和广义环境破坏的严重影响，如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遭受的旱灾、温度升高、水资源短缺、中部非洲国家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而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急迫性都如芒在背。有研究显示，资源禀赋条件比较好的国家相较于资源条件差的国家反而更难达到可持续性发展状态，凸显出在平衡近期利益和长远代际的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资源型国家反而更需要学习多元化战略，以便克服资源管理本身过程中的利益纷争，真正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经济多元化和包容性发展本身也是事关可持续未来非常重要的方面，很多非洲国家 21 世纪初期都经历了一轮“资源繁荣”，即随着国际大宗市场价格下跌而一蹶不振的教训非常深刻。

　　经历了三年新冠肺炎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各种封锁和停摆之后，联合国迫切意识到必须团结各国加速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是在 2023年 9 月召集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以回顾进展并按动加快落实键。会后通过的《政治宣言》承认，“在当前 2030 年议程过半之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面临困难，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要么进展太慢，要么已经倒退到 2015 年基准以下”，并认识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追求可持续发展方面都面临特殊的挑战”。非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国家，平均年龄仅为 18.8 岁，15 岁至 35 岁之间的人口超过 4 亿。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测，非洲人口在 21 世纪预计将增加五倍，未来世界的格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快速增长的非洲年轻人口，而释放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非洲人口红利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紧急需要立即联合进行干预的方面，特别是因为，如果不能通过职能技能培养和创造就业等举措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潜力，社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根据联合国 2023 年报告，失业等社会经济因素与非洲大陆泛滥直接相关。

　　总之，当下非洲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面临重大挑战，大陆的地区级别组织和国家都应该有专门的战略和举措扭转不利态势。当然，最重要的仍然是国家发挥的作用，不管是治理能力提升方面，还是具体的农业和自然资源治理、环境可持续性、气候变化、技术提升、私营部门的发展等领域，也包括提升与外来发展援助者合作的效益。其次，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大程度上能促进非洲的发展，取决于其在全球、大陆整体以及次区域中的急迫性。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世界的整体不可分割性，既是基于改善全球现实状况的愿望，更是汲取了千年发展目标阶段的经验教训——千年目标因只聚焦发展中国家，这一拆分性发展方式导致成果有限。因此，评估全球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发展计划、远景和优先发展目标，多大程度上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成为全球潮流，非洲也不例外，2023 年非盟、非洲开发银行、联合国非经委和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发布了经历疫情打击后非洲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

　　实际上，早于联合国发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非洲联盟在 2013 年就发表了 2063 愿景《我们想要的非洲》（The Africa We Want），提出非洲需要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彻底转型，获得了其后发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呼应和支持。另外，非洲开发银行 2013 年也制定了与非盟的《2063年议程》一致的十年计划，提出点亮非洲、喂养非洲、工业化非洲、整合非洲、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五大方向，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这个十年发展规划高度吻合。根据埃及学者 Besada 教授研究，恰恰是非洲人科菲·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候，一手推动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出台，他在启动仪式上发表题为《为了所有人的更美好世界》（A Better World for All）的报告，早已经成为联合国和非洲的精神感召；安南因而也成为这个减贫发展目标落实的“全球、国别和非政府组织层面高级别的非洲协调人”。多边和双边发展机构共同做出的成果之一就是减债，非洲刚好是这方面的重要受益者。从这个目标清单本身的落实结果看，非洲固然有很多不足，但最重要的收获是在能动性方面的增长，比如说南非、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三国时任领导人共同推动落地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机构（NEPAD）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时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执行总干事阿莫蔻博士（K.Y. Amoako）的智力贡献和实际参与促进工作，而可圈可点的是，阿莫蔻博士本人成立的智库组织非洲经济转型中心（ACET），开创了评估非洲转型发展指数（ATI）来监督衡量各国向更多元、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动态状况，比如 2024 年对阿莫蔻本人所来自国家加纳的赋值只有 19.1，远低于大陆平均值 30.3。

　　在从千年发展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引领和促进发展本身所必要的转型方面，非洲发挥了很大能动性，并非惯常认知中描述的无所事事、被动的依附者形象。既有研究作品显示，在跨境资源治理、地区主义、安全治理以及携手全球伙伴合作方面，非洲的能动性都非常明显，比如非洲进步小组、非洲矿业愿景，以及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发表的非洲能力指数报告，都表现出非洲越来越增长的能动性。将本国发展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有效对接方面表现突出，比如，南非环境部在制定国家实行适应战略时，重要工作就是促进国家发展规划（NDP）与土地、水和能源相关联这一减缓气候变化的重点内容对接起来，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本身的 2、6、12、13、14 和 15 项目标都关联了起来。另外，大湖地区、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在冲突治理、矿业能源领域治理等方面，也显示出更多创新型能动性。

　　通信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21 世纪以来在非洲快速推广使用，特别是在经济中的推动作用明显，比如共享经济、电商的兴起和移动支付手段雨后春笋般地迅速生长，大大改变了非洲的传统市场形态、金融交易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为非洲的发展进程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就环境和气候变化而言，水—能源—粮食安全之间的复杂相关性，实际上带来了严重的安全挑战，特别是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等案例显示，安全形势恶化的国家，连带着在事关民众生活的用水和粮食安全方面带来巨大挑战。很多学者提出，国家仍然是事关非洲下一步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行为体，尽管有时在一些方面的作用有限，这意味着也必须同时关注诸如宗教组织等公民社会团体的作用；另外，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舞台上影响力增加，带来了很多新型发展援助和对外投资模式，非洲国家的政府需要熟悉和学习这些行为体深嵌在其历史社会文化机体上的经营模式，特别是涉及自然资源开发治理方面，及时调整与之合作的方式，同时携手联合国、国际组织、公民社会团体和商业界等等，共同承担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责任。

　　SDGs 继承了减贫、性别平等、消除饥饿、健康和教育等原来就出现在 MDGs 中的重要目标，同时也增加了新方面，对非洲至关重要的方面如SDG16（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和包容社会）、SDG11（建设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类住区），在千年发展目标实施阶段表现欠佳的非洲国家，往往是受制于不安全状况，而这两者都证明安全在实现可持续性方面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SDG9 是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工业以及推动创新，强调其对于解决萨克斯教授所谓的严重“发展不足”问题的关键，是非洲下一个阶段和未来长远的发展最根本的问题和目标，与非盟和非洲开发银行所确立的目标也都是非常一致的。

　　非洲一直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挑战重重。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第一项为例，即关于消除贫困，目标是通过号召全球伙伴发展计划，共同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其更加细化，第一项就是提高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福利和加强社会保障的综合举措来有效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第二项是消除饥饿，使得人们获得粮食安全、改善营养，促进可持续的农业；第六项是关于和平公正和更强大的制度，第十七项是强化实施和改善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这些都与农业和农业的相关成就相关。

　　就粮食安全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言，2023 年底，世界粮食计划署预测受到冲突和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西非和中部非洲地区，饥饿人数到2024 年中期达到 5000 万的警戒级别，尽管小麦、大米、小米、高粱、木薯和植物油等主要粮油的价格相对于疫情中间的 2022 年底已经有所下降。类似的粮食安全和严重营养不良状态问题，不仅仅表现为埃塞俄比亚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陷入粮食安全危机，联合国 2017 年可持续报告也指出，非洲国家正在陷入日趋严重的粮食安全挑战，而且混杂着冲突与干旱问题，安哥拉、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南苏丹和之前著名的地区“粮仓”如马拉维和津巴布韦，都处在厄尔尼诺现象等气候变化的叠加因素影响下，出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饥饿现象——当然，安哥拉和尼日利亚这样长期倚重石油生产而忽视农业投入的国家赫然在列，也并不奇怪。令人费解的是，21 世纪初的前十几年时间里，大多数非洲国家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甚至在 2008 年发达国家开始的金融危机时期也都获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率，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和人口迅速增长，但整体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时发生的粮食部门的失败，原因何在？

　　农业投入不足是首要制约因素。非盟有两个推进农业发展的重要项目，一个是 2063 目标下的全非大陆粮食工作组；另一个是 2014 年非盟宣布了当年为“农业与粮食安全年”，即为了纪念 2003 年马普托通过的由非洲联盟大会和非洲新发展伙伴关系提出并获得非洲各国领导人一致承认和认可的非洲农业发展综合项目（Comprehensive Afric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gram, CAADP）。该项目致力于加强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提高非洲农业型经济体的收入；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途径是每年至少把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6%，将每年农业公共投资在国家预算中的占比提高至 10%。该项目是第一次在大陆范围内推行这种高规格的农业发展政策，但迄今为止真能落实这个额度的国家预算投入到农业中的国家凤毛麟角。

　　非洲国家从外部国际伙伴获得的帮助很有限，也是几乎都没有实现粮食安全的外部原因。2009 年和 2012 年，八大工业国家集团分别在拉奎拉（意大利）和戴维营峰会上，两次承诺投入 220 亿美元，以改善世界特别是非洲的粮食安全状况。虽然全球发展伙伴中明显形成了对非洲实现粮食安全重要性的共识，但兑现承诺的行动有限，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认知，特别是对非洲农业的发展潜力、对其作为创新和整个经济振兴的根源和基础性地位。

　　促进非洲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升其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占比，实际上，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领域当中，非洲农业整体平均贡献率处在下降的趋势，乍得的占比高于 50%，赞比亚、尼日利亚、加纳的占比只有 20%，南非目前的农业贡献率只有 3%。发展农业除了粮食安全的视角，同时还在于就业和减贫角度，农业仍然是非洲政治经济和粮食安全议题上至关重要的领域。新冠疫情以来，粮价的持续增长和俄乌冲突引发的世界供应链断裂，2022 年相比于 2020 年价格平均增长了 23.9%，给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带来了沉痛的教训，因为主要粮食（小麦、大米和棕榈油）的进口依赖度过高。2024 年 6 月中旬爆发的肯尼亚青年抗税行动正是一个案例，相对于本地生产的粮食，进口粮食价格要求民众付出更多，飞涨的物价加重了人们生活的负担。考虑到非洲人口增长的速度不仅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更快于粮食供应量，怎么强调非洲发展农业和解决粮食安全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治理（即管理和开发）自然资源，是实现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核心概念框架，主要围绕着如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使用资源用于国家发展，也设计负责任的环境治理，因为现在以及未来的自然资源可及性，对于是否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政治领导力的合法性和治理成功与否最关键的问题，是非洲国家领导人多大程度上能够动员资源，使其与本国公民的发展相关，即如何公正、有效、可持续地动员资源禀赋，特别是使用自然资源、组织生产和进行必要的社会经济治理。法律上，当然是非洲国家拥有天然的权利，勘探和使用自然资源，来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前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非洲国家发展政策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都强调国家开发自然资源用于发展的能力对于发展过程的重要性，有的时候也包含着国家获取如世界银行或者 IMF 等多边机构的财政支持资源的能力。

　　近年来，随着世界向新经济转型而对于非洲大量储备的关键矿产需求增加，学界越来越多关注讨论的不仅是国家作为自然资源的掌管者和开发者的角色，也聚集于无所不在的各种形式的关于自然资源治理的网络，比如说在非盟启发之下成立的非洲矿业愿景（African Mining Vision），也有全球机制如采掘业透明指数（EITI），以及透明监督机构“公布支付”（Publish What You Pay，简称 PWYP），特别是随着气候变化成为最重要的全球共同治理议题以来，非洲化学燃料的开发和治理也成为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特别关注讨论的议题。这些对于非洲长期的资源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意味着，当我们讨论非洲资源的动员和治理机制时，其实地域意义上作为绝对主权代言人的政府很难再被假定为唯一和不可替代、不可拆分的角色，作为整体的国民以及公民组织成立的社会性质的机构、协会等，也都在表达关切，甚至直接参与这个治理过程，可以理解为非国家行为体的自觉主动参与，构成了国家治理过程更加民主化、社会化趋势的主要推动力，是衡量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当然，从技术手段来讲，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是最重要的变化背景，一方面因特网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和可能性来帮助社会公众监督国家、确保政府更加负责任；同时，因特网也未必完美，很多时候因为信息不对称反而形成信息茧房性质的沟通制约，损害信任，甚至激发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张力与冲突，比如疫情以来非洲城市中常见的诉诸街头抗争形式的反涨价、重税等治理方与公众冲突的普遍现象。因特网和社交媒体这些当代技术如何助力制度化、规范化的人民监督，而不是造成更大社会分裂，是非洲国家和全球共同的治理课题。

　　同时，正是随着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域外大国加紧瞄准争夺蕴藏着新经济所需高于 30% 储量的关键矿产的非洲大陆。中国在非洲的政治经济影响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逐渐壮大，随着中国“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中国增加了对于非洲的资源产品和市场的需求；从新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来看，中国自己的学者和国际观察家都不回避中国正在采取更加进取的积极防御性政策举措、瞄准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自拜登政府以来明显加大了在非洲的战略投入，中国学者往往单方面强调这“主要是出于对抗中国”的目的；应该看到，从传统上需要的涉及国家能源安全的油气资源，美国对非洲的需求已经发生了调整，拓展到围绕其界定的 50 种关键矿产（其中 12 种完全依赖进口，另有 31 种需要进口 50%）。美国的战略，总是倾向于用某政策保证资源无障碍流入，比如近年来调整了对石油富集国如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的关系，除了加紧战略性锁定重要项目，如对洛比托走廊，就是基础设施投入与天然气资源开发和其他生产项目相结合；美国所公布的援助资金，还指向了对于非洲政党发展的支持范畴，这些新的重大政策转向，可能就是一种面对自然资源需求做出的全面战略反应。俄乌冲突一旦爆发，欧洲急于寻找替代能源矿产来源国，成为重塑与非洲国家加强版的“伙伴关系”的急迫目的。正因此，南非出口欧洲的煤从 2021 年的 200 万吨显著增加到 2022 年的 1580 万吨，同比增加了 677.0%，使欧洲一跃成为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南非煤出口目的地；再如，阿尔及利亚因天然气成为欧洲能源安全的重要替代国而攀升为2024 年非洲国民生产总值排名第三的国家。世界地缘政治的大变局，虽然带来新一轮开发非洲能源资源的新投资热潮，也意味着拉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减排政治”话语之下的非洲，忽然增加了新一轮与外部交易化石能源的机会，当然也有可能因此在路径依赖的惯性下形成更深层被外部主导的风险。面对疫情和域外世界动荡传导给社会民生的压力，如何令受损的本土经济恢复活力，同时保证环境可持续性且促进普惠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双重挑战，非洲当下领导人和决策者在经受时代的大考。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从资金技术角度而言，关起门来利用自有资源来寻求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还不可能，但如何利用好外来者纷纷“追求”的热烈攻势、平衡自身发展和满足外部合作的需求，是非洲国家迫切需要增长的能力。过去 60 多年合作的历史经验显示，曾经同样被西方列强入侵和统治的共同历史经验，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基，是中国与今日全球南方国家伙伴关系的底座，这对理解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至关重要。随着21 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势衰，中国及其发展道路越来被全球南方国家视为可能的替代选项。从加速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需求角度而言，急需增强发展动力的非洲国家，下一个阶段是否更多效仿中国、更多采取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以便利双边合作呢？

　　答案可能并非那么理所当然、轻松愉快，特别是对于惯于通过非洲官方渠道建立密切经贸合作的中国合作方而言，因为非洲国家当下政策框架中，最关键的构成部分虽然是非洲国家领导人动员资源、用于国家发展以及环境行动计划，但多元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形成了对于传统国家拥有资源、主宰发展道路的争夺之势。这种争夺意味着，政策的结果并不能够提前决定，而是由非洲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及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机制之间复杂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发展的结果具有偶然性，更反映了国内复杂的政治过程和国际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影响。因此，政治领导人选择何种发展目标与何种政策当然重要，但像中国这样定位的南方外来合作者，不能够因此忽视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必须理解今日非洲政治生态是处在多重力量博弈过程中的，政府绝不是唯一的治理和使用自然资源、影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体或者决定力量。

　　现代化，仍旧是整个社会科学的终极课题之一（另一个是“冲突与合作”），是国家发展最为核心和经久不衰的话题；人们之所以要不断地思考现代化，其原因就在于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并非易事。按照唐世平老师给出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四大维度的定义，非洲国家应该都在“没有爬上（现代化之）岛”的行列；但作为动词理解，即一个社会或者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和过程，殖民时代的非洲已经成为欧洲现代化的人力、物质资源和市场的组成部分，非洲人的现代认知和追求也由此开始，尽管主要是作为受害者和牺牲品。

　　经济学家刘易斯 1954 年提出，发展就是劳动力从没有生产力的传统部门（比如维生农业或者小商品买卖）转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活动，这意味着发展的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或者提升技能的形式来获得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处身其中的工人可以流动的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不仅仅是建立工厂，还包括体现在政治上可以发声、参与和有社会归属感（inclusion）的生活质量的提升。更加简单直白的定义就是潜力的实现，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教授所谓的“作为自由的发展”。但不论从哪个层面来看，个人、群体或是国家以至全球，现代发展都不是在真空中实现的，而是在其各自所属于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随着结构性因素变迁而实现。因此，对于任何一国发展的研究，也需要一种基于该国自身的要素禀赋和历史经历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自然地理、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生产方式、国家暴力机器、意识形态、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等等，所有这些要素如何促成或者限制了该国潜力的实现。

　　如前所述，联合国 2030 年共同发展目标自确立以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从现在起到已经近在咫尺的2030 年，非洲完成其各方面目标的任务并不乐观，其原因并非只限于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和当前世界政治中热点冲突持续的震荡性影响；非洲乃至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其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北方国家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如何克服不发展、低度发展或者畸形发展的结构性困境，解决限制其潜能实现的根本矛盾是更重要的命题。因而对于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要首先理解西方扩张以来给非洲形成的畸形扭曲的现代化初始条件，方能理解现实当中限制和影响其发展的要素是什么，并由此讨论其达成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方向。

　　独立时期的非洲洋溢着乐观主义，但为何 20 世纪 80—90 年代却深陷“失落的二十年”，且至今贫穷落后？众多的前人学者已经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解释非洲的发展困境，不同理论视角和代际的争鸣作品不一而足，如出自非洲裔的罗德尼和非洲本土的阿克，以及域外学者如乔瓦尼·阿瑞吉、詹姆斯·罗宾逊等人。现代化理论曾经一度是被用来理解并指导独立后非洲国家发展的当红学说，但忽视了非洲依附于全球经济体系并被锁定在原料供给者位置的事实；而依附论厘清了这一殖民以来造成的结构困境，却难免令人陷入非洲永远作为边缘国家存在的悲观主义。究竟如何理解独立以来表现各异的众多非洲国家不尽如人意的发展状况、找出其发展受阻的症结并相应改进呢？

　　声称出发点是针对之前非洲专家过于强调“非洲特殊论”的倾向，萨克斯教授与同事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合作连续发表几篇作品，研究非洲经济欠发展的根源，认为不必设计基于非洲本身情况的研究框架，可以通过与世界上不同国家建立横向跨国分析框架，研究非洲国家经济表现好和不好的原因。根据多轮回归数据，萨克斯教授发现，非洲的“族群和种族分裂会导致政策制定比较慢，但不会直接导致非洲国家发展缓慢”；出海口、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热带气候等非洲的自然禀赋虽然对于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对经济发展速度发挥更大决定性作用的是向国际贸易开放程度、政府储蓄和市场支持性机构等国家政策，人口寿命等因素也有少许影响。萨克斯教授的研究，虽然有利于读者从横向比较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视角加深对独立以来非洲国家政策选项及其影响的深入理解，但也被诟病为缺乏历史纵深、大而化之，把非洲不发展的责任推到非洲领导人和官僚头上，但忘记了这些人本身也处在历史累积的结构性困境中，缺少闪转腾挪的空间。萨克斯教授这几篇作品代表了典型的经济学关于非洲（不）发展的研究范式，难以解释 21 世纪非洲的快速发展，尤其不能解释何以非洲常在全球经济危机时刻表现出独有的韧性与活力。

　　殖民形成的结构性局限，恰恰是独立以来非洲至今尚且不能达成有机、自主、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状态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说恰恰是过去 500 年欧洲在非洲大陆上组织起来为自我利益服务的掠夺性开发活动的殖民史，成为布罗代尔所谓“长时段的力量”——像看不见的深层历史河床一般，形构着、也框定了独立以来非洲发展的可能性。非洲本身的地理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肌理基础上的生态环境，在欧洲船坚炮利的武力和以《圣经》为种族资本扩张背书过程中被打断也被破坏，成为独立时非洲发展的“初始条件”。其负面遗产沉重到非洲独立几十年来尚难摆脱这种结构性限定。如荣获 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所言，为什么殖民前政治生态各异的三种类型的非洲国家，独立后长期欠发展的状态表现一致呢？不管怎样诡辩殖民主义的贡献，不同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一致受到殖民主义负面遗产的长期制约。

　　一战和二战在欧洲参与宗主国战事的非洲人是早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先声，很快，要求独立的星星之火逐渐成为燎原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 1960 年发出“”的哀叹，加之美国和苏联的压力，英、法、比利时等帝国在几乎没有对非洲本土官员及其能力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仓皇离开，而在协议中要求接管者保留殖民国家机器——这样仓促完成非殖民化和非洲现代民族国家肇始的过程，意味着旧殖民国家机器及其为外部所主导的政治经济职能大体被保留下来。

　　非洲大陆的现代化发展始于被裹挟进入欧洲人 15 世纪以来的海外扩张和资本的全球化浪潮：最初是控制非洲大陆沿海的贸易据点进行以奴隶贸易为主的活动；继而鼓动和吸引更多欧洲人以农业拓殖民的方式进入后，建立奴隶种植园、进行特许商业农场经营和飞地经济式样的采矿业活动。欧洲人凭借船坚炮利，不断占领非洲人的土地——占地形式多样，既有一家一户的私有财产，也有为各自帝国“殖民事业”组成部分的集体形式占地；1884 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之后，欧洲人在非洲的活动进入全面的帝国占领时期，非洲人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打断，最大的改变就是，原本资源共享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开放和流动的动态领土边界概念被改造为欧洲式固定和神圣性的；二战后，欧洲宗主国进一步确定了非洲各殖民地之间正式的边界，政治的边界自此成为非洲人生活中类似于河流、森林和高山一样的限定因素，尽管地区内的跨界开发、生产、贸易和人口流动一直在活跃进行中。

　　欧洲帝国的政客们在非洲划分疆界、形成今日人为制造的国家的基础之时，算计的是各自军事战略和对资源汲取的便捷，根本没有一丝一毫把这些领土上的人、他们的族群构成和文化活力放在心上，没有对他们的尊重和所造成影响的敬畏之心。但是，在欧洲撤出时安排的殖民地独立后的制度，却要求非洲继承这一“人造国家”体制、在其所划定的领土范围内作为拥有资源和人口的各自独立的国家运转——参照欧洲本身的现代化发展经验考虑，这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为每个欧洲国家的禀赋条件都有限，都多少依赖本国以外获取原材料、奴隶或契约劳动力以及商品市场，来组织起了资本主义现代生产；相较之下，殖民划分出来的政治单元，大小不等，且半数是陆锁国，几乎所有的现代非洲国家政治单元都不是以殖民前原生态的族群作为基础的，从地缘经济学视角来看，期待这些国家地域内发生嵌入式发展几乎就是不可能之事，因为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着生产、运输的限定性条件太大，不进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贸易和经济联通，根本没有可能抵销高昂的生产成本。

　　罗斯托等现代化理论家将非洲国家的经济不发展简单归因于“前现代”制度限制了现代经济的出现和起飞；但其后越来越多研究者认为，恰恰是殖民带来的政治断裂造成的“人造国家”成为了“黑人的负担”，其非自然性和异化特征使其在摆脱殖民统治以后根本不具备适合独立后社会经济发展和起飞的条件，从事了近半个世纪非洲研究的巨匠戴维逊教授和著名政治学教授科林·雷斯都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们为了快速获得独立以后国家的成功，反而捐弃了非洲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本土政治传统，去拥抱殖民国家包含了大量“专制”和不民主成分的国家机器，比如为了臣服土著社会阶级，殖民国家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官僚 – 军事机器，这是殖民国家机器最为“过度发达”的要素，被新生非洲国家简单继承、并以此规范和控制本土各社会阶级、从而大大抑制了发展目标。

　　欧洲国家至今不肯对其既往殖民非洲的行径公开道歉、而只是像近年来相继到访的大英国国王、比利时国王那样虚与委蛇地“表示遗憾”。个中理由，既是不愿意承担大规模赔偿，也更是因为认知层面有关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讨论中，仍然有很多“文明使命”论者强调非洲的“现代文明之光”是欧洲人带来的，特别如首先服务于殖民者矿业开发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和现代教育体系。显然，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所谓“现代性”叙事，掩盖了这一切都以超经济强制手段建立起来、服务于殖民掠夺需求的事实。不管是在白人拓殖民更心仪的东非和南部非洲、还是在白人更少来定居的西部非洲，不管是法属殖民地的直接统治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间接统治，殖民占领后基本都是要么宣布“一切土地归（英、或德）王所有”、要么诉诸租借 999 年的契约，将传统从事农业生产的非洲人赶到土地贫瘠的居留地，特别是利用前殖民地社会结构中那些既有的，或者由殖民当局“再造”的土著酋长等来直接面对非洲民众进行管理和收税，既可以此“缓和当地人民的反抗”，也容易“取得当地统治阶级和上层分子的支持”。随着殖民开发的重点在矿山经济和热带种植园经济渐次扩展，传统上小农经济为主的非洲生产主业遭到了巨大破坏，因为不仅是东部和南部非洲发生了大规模的殖民掠夺土地，顽强土地被掠夺的西部非洲的农业生产也同样被破坏。美国学者罗伯特·贝茨等人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这使得农业长期仅限于农民维生而得不到任何成长，与资本殖民剥削伴生存在——这种刻意固化的二元制经济保证了廉价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并且同时使得非洲人的本土经济支持着殖民者需要的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其提供的食物喂养了劳动力，但是殖民者作为资本家却不必为此投入什么，廉价劳工由此得以持续地再生产，工资远低于其实际劳动力价值——殖民者辩解这样做的“合法化”理据是，工人在非雇佣期也从事维生经济活动，这是非洲没有被改造成宗主国那样完全在工资制度之下的工业社会的根本原因。

　　伴随欧洲资本主义力量到来的各种西式思想和生活方式，被很多非洲人学习模仿。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的后殖民主义先驱法侬，早在1961 年的作品中就以经济分析结合文化和精神分析的方法，论证了欧洲殖民者为了合法化其殖民统治而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同时摧残非洲被殖民者，最糟糕的长期影响就是使其逐渐屈从于自己是劣等种族的观念。限于篇幅，本文无意展开后殖民心理的详细论述，只是借用法侬的理论强调其造成的非洲人自卑心理的长期存在。经历民族独立运动，尽管很多非洲国家已经孕育生成了反殖民主义的思想运动，但民族自信心并不那么容易重建，获得国家独立以后，一方面因为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殖民国家机器，包括在赶超心理影响下快速推动工业化以便追赶西方、甚至陷入“西化等于现代化”的迷途；另一方面独立后国家往往诉诸传统本土思想文化价值，继续与西方争夺思想阵地，这使得西化和现代化思想与非洲社会传统价值与实践常常处在紧张、甚至斗争状态。时至今日，两种思想和价值观之争还是影响其与美、西方关系的，比如乌干达等国因为对同性恋行为非法的立法而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制裁。另外，这样的价值之争也表现为，非洲国家领导人或者如尼雷尔比较温和地强调“非洲社会主义”，或者比较激进地以回归传统政治形式来表达去殖民化的决心，比如蒙博托的所谓“真实性运动”；很多学者认为，恰恰是因为非洲国家从殖民国家演变而来的事实，妨碍了这些后殖民国家逐渐巩固作为发展型国家所必需的那些功能构成，也是很多国家退化成为一党制国家、政变后军人专制或者混合型国家的原因。

　　当然，从独立开始，非洲国家其实一直在尝试与欧洲人的变相控制做斗争，以保持政治的独立，同时获得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很多非洲国家人，都雄心勃勃地探索提高国家凝聚力和国民福祉，探索摆脱对外依附性的自主“工业发展权”实践；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携枪带棍而来，以选举政治和开放自由市场作为其“正统”药方，攻城略地，再一次深度削弱了非洲国家的主权和能动性，非洲大陆因此深陷20年的经济停滞和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冷战结束意味着非洲在地缘政治上失去对美苏两大阵营的吸引力、而被称作“冷战孤儿”。

　　萨米尔·阿明教授研究指出，早在万隆会议宣言中，发展中国家就明确表达了共同实现“发展权”的愿望，“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国家纲领，且每一个既有的经济发展纲领都必然依赖工业化，因为殖民阻碍在这个部类中最为露骨。穆坎达瓦教授认为，争取解放的斗争与民族主义者们提倡“工业化权利”紧密相连；尽管发展经常被认为是“帝国的事业”，“但别忘了非洲人的解放渴望中，一直深埋着追赶的冲动”，因为他们意识到，西方的统治地位正是由其发展的优势所支撑的，技术劣势是产生殖民主义受害者的臣属和屈辱地位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第一代独立后非洲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尽管起点很低，非洲 1960—1975 年的工业年增长率达到 7.5%，当然大陆上国别之间差别巨大，其中 5 个规模较大较强国家的工业产出总和，就占到了整个大陆的 53%，较弱的 27 个国家的工业占比之和还不足 1%。独立后第一个十年，非洲国家都取得了增长，但 15 年间各国的发展情况参差不齐，较快的国家如尼日利亚，1963—1973 年制造业附加值的年增长率达到了 7.6%，1973—1981 年增长率为 12%；尽管还有很多弱点，但此间受雇佣者的工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总之，这个阶段的工业化，不能够简单地从工业化“追赶”的角度进行理解，民族主义者恰恰是针对前殖民地人民的广泛需求，真心实意是被“所有人更美好生活”这样的口号所吸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减贫，是刘易斯所谓以工业化目标是为扩展“人类可选择的范围”而发动“工业化”追赶行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随着石油危机爆发，非洲国家出现收支平衡危机，又赶上西方新 70、80 年代之交上台。各个层次的非洲人意识到了大陆面临的发展挫折，提出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发展主张来应对，比如政策层面，1980 年发表的拉各斯行动计划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其主张正是寻求在非洲地区框架内发展、将从殖民国家继承下来的经济结构进行转型，以便获得内生性增长引擎。但是，结构调整计划和新自由主义势力取代了拉各斯行动计划，而新自由主义承诺的通过全盘市场化（“自由化”“市场化”）和国家收缩战略并没有带来期待中的“加速发展”，而是制造了两个“失去的十年”，此前已经取得的一些有限度的工业化因此而被“去工业化”，结果就是人炸性地转贫、不平等激增、社会动荡无所不在。

　　21 世纪非洲发展曙光的到来是随着非洲获得了更多新兴市场国家伙伴开始的，为打破与老宗主国和美国的“家长式”管控式关系的困境带来了可能，也由此开启走向自主命运的现代化可持续性发展的新可能性。这一外部有利条件首先开始于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成立，新兴市场国家渐次与非洲建立新型国际合作关系，乃至撬动非洲国际地位从以往被发达国家忽略和歧视的边缘地位，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重要位置，于是内生性增长动力也日趋增强，且在中非关系的示范带动作用下，外部合作需求以几何速度急速多元化，多数非洲国家都如百花齐放般呈现欣欣向荣的快速增长势头，直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叫停了这个阶段。

　　21 世纪以来的新发展也得益于内部内生动力的推动：以新非洲伙伴关系和非盟成立为标志的非洲新泛非主义共识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下萌芽成长；宏观经济计划的价值被否认了 20 多年后，非洲重回原点，又站在急切进行快速经济发展、提升人类发展指数、获得更多“发展的自由”的新起点上：各个国家纷纷把重新制定发展愿景纳入日程，这正是认知自己国别本身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和禀赋条件（包括土地、矿产和人口等全方位资源），了解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以全球为发展坐标中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作为新阶段长远综合发展规划的前提——倡导发展中国家不因循新自由主义经济，而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寻求新路的林毅夫教授，相继受邀参与制定了埃塞俄比亚、卢旺达、贝宁等国的发展规划，并有力地促成了当下正在展开的使用工业园区模式的发展道路。至 2024 年 2 月非盟峰会，大陆整体发展规划《2063年议程》的第二个十年计划开始实施，并具体化了其发展方向的“七大雄心”，其中之一甚至将非洲不断参加外来者的峰会的“1+N”机制转换为“非洲 +1”机制，即建设功能齐全的“非洲全球伙伴

　　总之，长时段视角来看，在殖民形成的上述制约发展的政治经济结构性初始条件下，非洲独立以来突破这些结构性局限的努力成效差强人意。非洲的现代化问题，绝不是线性地在一国内从一个阶段转向下一个阶段的问题，而是复杂的外部条件与自主发展努力交错互动、相互影响的问题，是非洲人一直探索如何打破殖民时期形成的结构性制约条件、坚持政治自主，同时抓住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优势、挖掘自身资源禀赋、做好自我发展战略、在复杂的国际分工和政治经济博弈中生存并求得自主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连续 10 多年的时间，每年的全球增长最快的前十位国家名单上都会出现五六个非洲国家，因而非洲大陆集群性的发展被乐观地称呼为“非洲崛起”，改变非洲国际形象的力量，被普遍解释为是中国越来越显性的介入，比如 2006 年中非峰会何以具备远超联合国大会的吸引力、邀请到非洲 47 国参与，且绝大多数都是元首或者政府首脑？英国时任外交大臣黑格先生描述当时西方受到的震撼说：“拜中国之所赐，我们突然意识到，非洲大陆不是一个等待援助的贫困苦难大陆，而是一个欣欣向荣的 8 亿多人的大市场——因为中非双向贸易是均衡的！”

　　但是，非洲政策圈里，近年来很多人表达了对于新一轮“非洲崛起”话语的审慎态度，因为非洲国家与外部世界的交换关系明显还是以资源产品为主，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这种增长的脆弱性可能意味着非洲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地位的更加恶化。新一轮增长要求非洲国家必须解决其连带产生的不平等加剧等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转型为大多数人参与和受益的广泛基础的普惠包容性发展。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张是，非洲的经济现实条件和比较优势仍然是其资源，所以管理好自然资源、构建私有产权、并吸引更多外来投资，仍然是大陆的发展前景所在；反对者则认为，像加纳等新近发现并开始石油开采国家的案例显示，更深进入到世界市场既便提升了 GDP，也未必直接推动非洲国家转型为广泛基础上的发展，之前没有经济政治权力的社会大众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斗争获得决策参与权并掌握国际资本，才是最重要的。

　　2023 年全球走出疫情控制以来，受到重创的非洲重新获得加速增长的势能，只是发展所需的内外金融条件都很难恢复到疫情前的强劲状态。政治上，非洲自主意识更加明显增强的又一个契机，是自疫情以来全球进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双重加速动荡期，西方大国的自私表现让非洲意识到不可依靠，且必须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这也可以说是危中有机、因祸得福。当然也不排除会有国家在当前压力和困难条件下斩断自主发展之路，执政者选择继续之前在政治经济上深度依附于外部势力的状态。笔者的看法是，只要一些非洲领导人有雄心、有勇气继续带领各自国家保持独立探索的精神和方向，自甘依附者就会受到非洲兄弟国家的“同朋压力”，道义和良知上还会唾弃向外来魔鬼进行交易的做法。更何况，在无所不在的通信技术赋权下，社会力量悄然崛起，构成对于执政者强大的监督和问责压力，执政者控制选举和高压民众的做法都将很难持续，新的社会契约关系大有悄然形成之势。当然，更重要的是，新一个阶段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非洲国家必须进行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以便深化民主制度、促进平等和包容性增长，真正实现刘易斯所谓以工业化实现“人类可选范围的扩展”。

　　本书认为，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不应该通过把 SDGs 拆分成 17 个方向分别去跟踪完成度、并相加汇总出一个所谓“完整”的发展程度来衡量结果，这样只能重蹈西方中心主义覆辙、对非洲发展前景陷入灰心丧气的悲观主义。这不仅因为各个方向相互交织，而且所有发展努力都是在非洲独立以来继承的扭曲现代国家基础上展开的。更重要的是，首先要理解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意味着以现代化的动力，来消除被外部力量占领、直至独立后仍然被正式和非正式控制的历史过程中积重难返的涉及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全方位的沉重殖民遗产，矫正扭曲的现代性，同时重启与本身生态环境适恰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长态势。质而言之，与发达国家如何限制消费主义文化、让既有的发展更加可持续的任务不同，非洲被裹挟进现代化世界体系至今，问题是依然难以摆脱不发展和低度发展40共同发展：南非式现代化与中国 - 南非合作研究的殖民梦魇，畸形生长的现代性长期以服务于（内部或者外部）少数既得利益者为导向。也就是说，非洲式新的现代化，既要完成调校之前畸形道路的任务，同时要加速走向更加健康富裕、更具包容性的双重发展目标。

　　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一国境内的努力过程，也是在影响非洲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交相互动过程中展开的。进而言之，分析非洲与新的南方伙伴的合作能否正向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状态的达成，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对于非洲与传统大国的利益纠缠关系的研究，因为必须认识到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与非洲的合作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老殖民者和美国多多少少会从酸葡萄或者“谁动了我的奶酪”心态出发，在实际权力和话语权力层面阻拦破坏，比如说美国从 2018 年底出台的对非新战略白皮书中，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竞争者甚至敌手，并公然将遏制中国作为其在非洲的新战略布局的目标之一。

　　因此，必须展开一个更加有历史纵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议程，在理解非洲长期以来发展迟滞的原因的基础上，我们方能从非洲本身实现可持续发展需求的视角来建立更客观地评价中非合作对非洲各个国家的作用和影响的分析框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自身的国际化，其经济迅速崛起为包括南方国家在内的全球社会与市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在西方语境中更多被以“新殖民主义”的陈词滥调所定义，尽管非洲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是显而易见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参与相关研究的很多学者拘泥于以往殖民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实力政治视角、从西方历史形成的西方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进行研究，这种知识论基础恰恰是很多相关研究得出对中非合作的偏见和歪曲评价的根本原因。

　　本研究由此现状出发，尝试建立从南方国家本身历史演进和当代可持续发展需求视角的分析框架，为理解今日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伙伴当下推进的新型南南合作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助益中国自我认知、也助益世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影响和贡献，是以国别案例的实证方式继续深入此前的研究，即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带来新的发展模式，非洲国家明显由此获得启发并显著增强自主意识、提升能力，从而酝酿着摆脱不可持续的外部依赖模式的可能和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生机——这不仅是延续之前南方国家间国际团结的传统，更是丰富创新南南合作的实践、并赋予其当代意义。

　　这个分析框架（如图 0 –1），首先从历史纵深视角理解非洲与外来合作者互动路径下获得现代发展的特殊起点，梳理不同阶段被给定（殖民时期）或自主选择（独立以来）的国际市场中的定位，如何在变化演进中与外部力量相遇、产生互动并对其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生态构成新的形塑力量。通过聚焦南非案例的发展历程及当前中国与南非展开的全方位新型南南合作的实践，本书尝试实证分析和研判南非与中国这一对南方伙伴国的合作是否有利于南非摆脱长期外部主导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结构性困境，并带动南非作为双边关系中较弱的一方借由新型南南合作而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个分析框架适用于不同类型的非洲国家，因为决定其制定和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成败的，既是由其自然地理、禀赋条件（具体指不同时期经济生产所需要的资源条件）以及社会人文等内部条件决定的，也取决于外部合作的性质。外来者（欧洲人）在这个大陆开启了为其本身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掠夺式政治经济统治，也开启了扭曲的非洲现代性历程。正如马兹鲁伊教授在其《非洲人的三重命运》一书中所言，更早主要受到大自然力量塑造形成了的非洲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性，当阿拉伯人携其宗教语言文化进入大陆、与不同的非洲社会单元相遇互动、发挥了不同的形塑力量，同样也适用于这个分析框架，只是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因为南部非洲更接近于欧洲本土自然条件，因而欧洲人建立了拓殖民性质的殖民国家，其他地区则往往只有为数不多的殖民官吏和白人传教士等凌驾于非洲本土社会之上，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殖民国家和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独立以来，大多数非洲国家都保留了被原来宗主国控制甚至主导的经济性质，以致外部经济条件与内部的政策长期共同影响和形塑着非洲各国的状况，而这两者也处在复杂的互动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中。

　　因为国家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期许是动态的，国家如何认知外部世界、外部行为体如何设计和执行其对非合作战略，也是本分析框架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此方能辩证看待这个动态的过程。国家的认知，即滨下武志教授所谓的“知域”，是做出定位和战略的前提，是动力和潜能激活和释放的解锁关键，决定了多大程度上可以动员资源禀赋、获取知识技术和工具、建设基础设施和开发广义上整个关系网络内权力的使用能力和受到既有规范影响的程度。毕竟，决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不仅仅是结构性的静态化物质和禀赋要素结构，也是由历史过程中行为体或者重要相关者实现和未实现的目标及其期待的强烈程度决定的，也就是说，动机和思考方式是物质基础之上形成权力运作模式的关键，影响着合作中权力关系是更易走向冲突，抑或易于走向合作。

　　认知不仅仅是成体系的价值观念和重要的设想，也包含着人们在其日常生产生活中关注关心的方方面面的相关思考和想象。思维世界意义重大，因为带着这些相关思维的个人互相影响、反思，也自主行动和应对外界刺激。对于认知和动机的研究，很早就进入对于生产关系、国家形成、国家间关系以及国家发展的研究框架中。本书引入国家认知的分析视角，得益于很多前人的作品，例如，对于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阶级斗争何以减弱的问题，葛兰西的解释是，公众对于阶级剥削严重性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被民族主义和精英文化所遮蔽了。本分析框架中尝试对官方和领导人进行话语分析，来理解国家 / 政府的认知和战略目标，动态跟踪非洲国家在维系、也一直尝试调校与西方的关系、发现并适时发挥自身禀赋来吸引南方国家中的新兴市场的过程；同时在案例研究中，利用多种研究方法收集资料深入理解中国和非洲不同人群的动态相互认知状况及形塑这些认知的深层政治经济及社会原因。

　　基于以上导论部分对非洲大陆受制于殖民遗产造成的发展脚步沉重缓慢的总体分析，本书专门以南非为案例，上篇首先全面梳理分析了南非式现代化的轨迹，即构成新南非国家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形成，对其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造成的长期不利条件进行分析诊断，特别是新南非建立 30 年以来演进中的自我国际定位认知、发展道路选择和政治生态变迁，到转型经济结构、重振制造业，以及化解长期“压力山大”的就业问题过程，在国内艰难探索摆脱外向依附性的“转型发展”、努力建设“发展型国家”的同时，不断调整更新自我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外交战略和建设全面自主的国际关系与国际合作。这一部分由刘海方独著。

　　本书的下篇转入对于 30 年来中国和南非的合作进行更加综合性的微观实证分析，主要试图依据南非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判断中非合作对其自主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有哪些？首先，第一部分研究中南合作是否促进了南非向可持续发展转型，聚焦能源、科研和人力资源发展以及新泛非主义发展路径下“大陆自贸区”建设等重要领域。为此，每个方向都翔实分析了这组新型南南合作关系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动力以及已经呈现出来的积极影响。第二部分专注于研判影响双方合作因素的研究，首先分析了转向南非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基础——矿业及其相关制造业的既有政策取向对于中南合作的影响；继而针对与中国不无竞争关系的双边贸易、很大程度上限制双边合作展开的南非社会安全问题，以及塑造和影响着双边关系的互相认知等面向，逐一实证分析其对当下和未来双边合作的制约与影响。这一部分由刘海方带领的 13 位中国和南非学者组成的团队集体完成，虽然章节写作根据每位学者的兴趣和专长有所分工，但自 2019 年开始研讨本课题立项开始，研究团队就开始共同研究探索、立项调研，特别是新冠疫情肆虐的 3 年多时间里，因为除一位中国学者和南非学者以外的大部分成员都不能到南非一线，本团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坚持集体线谈和对话，与中国政策界、企业界以及南非不同业界和学人对话，开展了诸多形式的调研。2023 年底，本书作者们带着初步发现，与来自不同非洲国家特别是南非和中国长期研究中南合作关系的学者们举行了成果发现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团队内部的多轮研讨和修改。

　　本研究涉及了中南合作的历史维度、现实需求维度，加之价值追求和相互认知等多元维度，特别注意到在 30 年相互交往历程中，认知层面的相互认同和始终存在的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诉求和强烈愿望，是最终促进中非这一组外表看来实力极其不对称的伙伴保持平等关系的共识前提，也是能够助力非洲打破殖民历史形成的不可持续恶性循环、向着可持续发展方向突围前进的动力，因此本书定义其合作性质为继承了国际团结的精神，并从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政治目标拓展到发展为主的多元性质的“新南南合作”，并强调，这是历史上南南合作的新时代适应新需求的成长壮大。

　　本书的研究起点，关照的是整个非洲大陆与中国合作对于其自主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选择南非为案例，原因是多重的。南非是非洲国家最早因为其地理和气候条件而成规模地吸引欧洲人定居，并开始成建制地为服务于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组织现代化生产的；对于本土居民而言，其失去自主命运的“现代化噩梦”也正是由此开启——笔者认为是其南非延宕至今一切不可持续性的根源，由此一路坎坷而来的历史，都是这个土地上的人民与这种“现代化噩梦”搏斗、争取独立自主命运的故事。其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也都经历了这一轮欧洲海外资本主义扩张的碾压和本土力量的破坏殆尽，因为地理气候和资源禀赋而呈现对于欧洲白人的不同吸引力，因此开始与外界纠缠的关系疏密程度不尽相同，但以单一一种或几种作物或者矿产品形成与发达国家间的原材料输出、进口工业制成品的交换关系基础上的现代经济体的性质大同小异。

　　经过独立至今几十年的探索，不管是曾经高举“非洲社会主义”旗帜的坦桑尼亚等国，还是曾经亦步亦趋地学习苏联模式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20 世纪 80、90 年代之交为转折点，都被新自由主义所俘获而放弃国有制、转向市场化，并且政治上在发达国家有条件援助的压力下转向了多党民主选举制。市场不等于民主，更不等于发展，非洲国家一方面在努力探索；一方面普遍进入被美元世界金融体制牢牢捆绑、问题交织的状态，特别是其外部导向的矿业开发和单一经济作物种植的生产模式导致了更加恶化的粮食安全——因为受控于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下本国财政收入并不稳定，出卖这些初级商品所得的美元被大规模用于还债，所需进口的粮食、成油油品和其他工业品进一步将其锁定在举债—还债的糟糕逻辑之中，打破无望。从2024年6月18日爆发至本文收稿日（7月4日）尚未平息的肯尼亚“Z 世代 00 后”抗税运动，就是此类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引发大规模社会反弹的案例，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恶果在今天非洲大地上的负面回响。

　　南非是最晚摆脱殖民者直接压迫形式制度的国家，1994 年终于迎来了新南非民主制度。尽管 1990 年出狱时候给支持民众的信中提出会实施国有化矿山、银行和垄断性工业举措，曼德拉及其领导的非洲人党（以下简称“非国大”或 ANC）执政以来的政策总体上是中间偏左的，一直邀请多种族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突出的特点体现在种族包容与和解上，并未采取激进的国有化政策并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而是采取了温和的平权行动性质的“黑人经济赋权”政策来促进长期受到制度歧视和压制的黑人经济发展。回顾 30 年以来的路程，南非和域外学者对 ANC 的执政成就褒贬不一。长期研究南非的耶鲁大学教授的相关作品，记录了近年来南非民众诸多“情况还不如种族隔离时期”抱怨之声，而曾受到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一致欢呼爱戴、为带领国家实现黑白和解的“圣人曼德拉”，在 ANC 自己的官方文件和大众舆论中都光环减损——发展的不景气甚至被归罪于曼德拉在“世纪大和解”时对白人让步太多；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专著综合分析了非洲各国民主现状，认为畸高的艾滋病感染率、循环出现的排外浪潮等，证明 1994 年以来的南非政府什么都没有做对；南非温和派学者则解读说，因为现有政策不能解决致命的高失业率和教育与人力资源需求不匹配问题，南非经济如温水煮青蛙般走在下行趋势上；作为对南非实现和解贡献卓著的真相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设计者之一的爱国人士 Alex Boraine，则直接批评执政以来“非国大”将党的利益放在高于国家利益之上而导致南非已经滑入“失败国家”边缘。究竟该如何理解南非三十年来的发展和南非境内外都在流传的“1994 年以来的大倒退”的说法？果真如此的话，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研究这个国别案例，不仅仅是尽可能综合提供历史纵深视角下南非如何开始其现代发展道路的全景图，也可以在横向对比视角下为诸多类似经历的前被殖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研究提供参照，包括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构成对话关系。

　　从中国南非双边关系的视角看，又更多一层研究的必要性。中南之间深刻的历史联系向前可以回溯到“非国大”20 世纪 50 年代访华并开始接受中国对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曼德拉早在 1992 年尚未成为民主转型政府的领导人之前，就访问中国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1999年离任前，他也刻意选择来华访问以彰显重视和珍惜两国友谊。与此同时，值得两国学者智库深思的是，90 年代中期以来，南非的经济战略明显采取出口导向和更多在周边国家直接投资的促进转型政策，如南非学者所言，这一“非洲大陆转向”，迎头撞上同样大规模提升对非合作的中国，二者因而多多少少成为了经济和安全利益上的竞争对手，尽管从政治意愿上，二者从 1998 年建交不久即快速地实现了向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升级跨越。长期来看，体量并不均等的中南两国，会像中国与欧美国家那样充满了竞争的火药味吗？尽管当下更多呈现为平等协商形式的合作关系，二者长期是否需要制度化管控在非洲战略上潜在的竞争合作关系呢？也就是说，拓展对非合作是否会成为影响双方向优势互补型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的障碍？考虑到中国和南非两国存在着明显的体量和实力不对称前提，保障这对南南合作伙伴关系的平等性质的“关系内核”是什么？

　　本书意在通过研究南非这样一个具有突出的典型性殖民基础上形成的扭曲“现代国家”特征的非洲国家，来全面客观地分析其与中国的合作，特别是从其在自身历史轨迹下形成的自我国际定位和与中国存在一定竞争性的地区强国地位，透过双边关系发展演进而形成的独特对华合作诉求的实证研究，试图理解新时代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南南合作的具体内涵，以及当今如何共同谋求自主可持续发展、以此为理解更多南方国家以及中国与南方国家合作提出规律性的认识。

　　本书紧密围绕“南非式现代化与中国-南非合作如何促进南非转型调整从而走向包容性的现代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分上下篇阐述。上篇聚焦新南非30年来由“非洲人党”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民主化转型尝试，纠正因矿产发现而被快速裹挟进西方主导的不公正全球体制以来所形成的畸形的“南非式现代化”，特别是对外关系层面，在追求“更好世界”的全球外交目标下，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同时也抓住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机遇促进和提升本国的发展空间、并推进泛非洲大陆共同议程。下篇主要分析新南非作为逐渐增强主权控制力的国家与中国所进行的广泛合作实践，特别是从惠及南非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了双方如何共同致力于非洲大陆自贸区机制建设、可持续电力供给及科技和人力资源领域的合作，研究了当下制约中南合作的多元因素，比如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南非当前矿业政策、双边贸易结构在南非引发的去工业化争议、困扰中国投资者的南非结构性安全与发展困境，以及尚待提升的中南双方民众彼此认知及其社会传播生态。